这也是为何普通百姓和无功名的地主会用“投献”的方式，将自己土地挂在特权阶层名下的原因。
特权阶层通过各种方式将全国大部分土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而他们又可以利用制度漏洞来不用纳税，朝廷的收入怎么可能不减少。
从17世纪开始，即万历后期开始，明朝开始进入小冰河时期，气候发生严重变化，北方风沙日益严重、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减。
与此同时，中原地区气温的骤降和降雨量的减少也达到了秦汉以来的历史最低点，整个明朝末期灾害不断，旱灾、寒流、蝗灾、水灾、鼠疫、瘟疫等灾害此起彼伏，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以土地为生的底层农民的生存。
各种自然灾害的持续爆发，导致土地数量和产量都急剧下降，这不仅导致以农业为主的北方百姓生活极为困苦，自然也严重影响到了朝廷的收入。
如果这种现象在盛世，朝廷或许还有能力应对，但却恰恰出现在了明朝末期，这简直就是灾难性的。
明朝的灭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国库空虚，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不仅无法弥补亏空，甚至就连军饷也发不出来，这在靠武力夺取政权的封建社会是致命的。
《明史》中记载，明朝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300万两白银，但这并不能算是明朝每年的总收入，因为明朝很多时候不按现银收取赋税，而是直接纳粮。
如果把其他一些纳粮的赋税折算成白银的话，明朝每年的总收入约为1000万两，最高的一次是在1602年，也只有区区2295.3万两。
和清朝时期每年的国家收入比起来，这个数字确实太少了。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十年时间里，清朝政府每年的收入都在8000万两白银左右，1891年更是搞到8968万两，清朝一年的收入抵得上明朝全盛时期四年的总收入。
但是清朝收入高于明朝从某些方面来看也许并不算是什么好事。
收入多来自税收，明朝时期的赋税就已经很重了，清朝的税收则更重。
虽然在康熙帝时曾规定在康熙五十年后出生的人口不再增加赋税，但是清朝的税收，实际上还是一直在不断加重的。
税收来源多。封建历史上，每个朝代的赋税重头都是田地的税收，但与历代不同的是，清朝在对关税、盐税、鸦片税的征税都很重。
此外，清朝在人口数上是明朝高峰期的两倍左右，人人都要吃盐，盐税就等于变相的人丁税。
清朝时期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收入虽然很高，但是米价、布价等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也是一直在上升。
人们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因为国家财政的“虚胖”而有好的改善。
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每年还要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国库也是入不敷出。
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在清朝时期，大批的美洲白银流入，白银不再像清朝以前那么稀缺和值钱，所以数字虚涨并不代表价值增加。
一个国家是否发达要看国家每一个阶层的人民是否能够感到幸福，清朝后期虽然看起来财政收入很高，但是物价高，赋税高，钱不值钱，人们感受不到幸福，国家自然也就谈不上强大。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国家怎么有钱，但是只要农民穷的吃不起饭，怨声载道，这个朝代就离灭亡不远了。
为了解决明朝政府的财政问题，张居正实行了名为一条鞭法的税制改革，并在几年后立即收到成效，使国库的存银从亏空猛增到上千万两。
正因为张居正的改革，万历才有能力打赢“万历三大征”，解决明朝的内忧外患。
明朝在种种弊病之下还能延续近五十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可谓是功不可没。
但是这样一项貌似利国利民的改革，却在张居正死后没多久便被荒废了。
韦宝是很佩服张居正的，张居正已经位居首辅之位，为何放着荣华不要而去推行这样一项得罪人的改革。
实际上，并不是张居正没事找茬，而是那时的大明朝实在是病入膏肓了，再不进行改革真的就要完蛋了。
韦宝求见张维贤的经过很不顺利，投了帖子之后，张维贤推诿说身体不适，不见客。
本来张维贤就很少见官员，属于清高一类的。
而且他位高权重，爵位已经封顶，也没有必要投靠谁，连魏忠贤都拿张维贤没有办法。
韦宝一筹莫展的时候，杨雪道：“总裁不如先回总裁府休息，我与英国公的女儿张美圆相识，看看能不能见着张美圆，张家不与魏系来往，但与东林人关系不错，皇帝就是英国公与我爹他们一起扶上大位的。”
韦宝闻言一喜，他其实之前也有这个考虑，但就是不知道杨雪有没有什么分量，所以他没有主动提起。
本来韦宝是打算通过杨雪，找一找朱延禧，然后让朱延禧卖个面子，陪他去找张维贤的。
但是韦宝并不打算与东林党产生什么瓜葛，所以比较纠结，最大的希望还是希望张维贤能直接接见自己，不必搞那么多波折。
现在听杨雪这么说，正中韦总裁的下怀。
“好，就依着你，那就先回府。”韦宝喜滋滋道。
杨雪有点压力大，笑道：“我只是说想办法，总裁也不要抱太大希望啊，我见着张美圆不难，但张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