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发他妈：“后来呢？”赵大娘：“大祸临头！好日子没过到一年，我那个冤家出事了。”“什么事？”赵大娘：“冤家让日本鬼子给抓去了。”“犯什么事了？”赵大娘：“什么事也没犯。他不是行商吗，一年到头总是过河南在半截河、二人班、三梭通一带来来往往做买卖；那一带不是跟老毛子挨着的国境线吗，日本鬼子看他经常出没在那一带，就怀疑他是苏联的特务，说他通苏；有一天就给抓到宪兵队里去了。”“进了宪兵队，那可没好了。”赵大娘：“可不是咋的！没过半个月，来了两个日本宪兵、一个翻译。日本宪兵让翻译跟我说，翻译就说：‘你的丈夫，通苏，在宪兵队处死了。’我一听，脑瓜子嗡一下子，好悬没死过去。我冲着翻译喊了起来，‘人呐？人死哪啦？’翻译说，‘处理了。埋了。’说完，两个鬼子和翻译掉头就走了。我也跟在他们后面走。翻译往回撵了几次，我还是跟着。到了宪兵队大门口，两个站岗的日本鬼子把我截住。我坐在宪兵队门口嚎啕大哭。不一会儿，院里的日本人领来几条大狼狗，伸着大舌头、露着狼牙，嗷嗷地叫着向我扑来，一下子就把我吓昏过去了。”
赵大娘：“我醒过来的时候，睁开眼睛一看，自己躺在炕头上。我自己纳闷：这是谁家呀？这时，炕沿边站着一个人，我一看，是他呀！”“谁呀？”赵大娘：“是死鬼的老乡。在宪兵队大门外我昏死以后，死鬼的老乡把我弄到他的家。醒了以后，不知道咋的啦，我浑身没劲儿，在他家炕上怎么也起不来，心里想，住在人家家里算怎么回事呀，我挣扎着要起来，就是动弹不动。就这样，死鬼老乡伺候我整整一个月，总算是能下地了。”
“你这个老乡可真好。”赵大娘：“那还用说。他俩个都是沧州人，和家里的老人一起出来闯关东，两家的老人去世了，他俩也就相依为命，在东安一带一起做小买卖，我和死鬼结婚后，他有事没事常往我们家里跑。”
魏皮匠老婆：“这个老乡娶媳妇没有？”赵大娘：“没有！光棍一条。”耿发他妈：“哎呀！那不正好嘛！”赵大娘：“可不是咋的。也许是天意？我的病好了，他把我送回家。我回家住了几宿，晚上做噩梦：老是梦见死鬼回来，吓得我半宿半宿不敢睡觉。死鬼老乡知道后，又把我接到他家。”
魏皮匠老婆：“这下子乐坏了！”赵大娘：“可不是咋的！那年我不到二十，一个人，真的不知道怎么活？半截河那边家里也不敢回去。老爷子一开始就起誓发愿地不让我再迈进老赵家门槛一步。女人没有依靠，真的没法子活！”耿发他妈：“这不是现成的依靠吗！”
赵大娘：“是啊，死鬼刚死，心里头有那个意思，谁也磨不开张嘴。过了七七，我也有些挺不住了；那小子更是急得火上房。那天，我稍微流露出一点儿那个意思，他就像饿虎扑食似的，一下子抱住我，就给摁到炕上……”大家哈哈大笑，赵大娘自己也笑个不停。耿发他妈：“这小生牤子，怎么样？”“那还用说。”大家又是一阵大笑。赵大娘：“你说也怪，跟那个死鬼那咱，一直没怀上。跟这小子，第二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接着，又来一个小子。”“什么人什么命。”
赵大娘：“可别提命了。我呀，就是命苦。”老田大婶：“又怎么啦？”赵大娘：“大小子六、七岁那年，他爹出去贩货，车上拉了一草包大米，让警察查出来了；说是‘经济犯’。抓到宪兵队笆篱子里，圈了二十多天，放回来，让日本鬼子折磨的根本就没有人样了。”耿发他妈：“进了宪兵队，就得上大刑！坐老虎凳、烙铁烙、灌辣椒水、灌汽油……哪有活着回来的。”赵大娘：“可不是咋的，回到家，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地方，一咳嗽就吐血，滴水不进，没过两天，就死了。”老田大婶：“日本鬼子就是可恨！好好的两个年轻人，说给整死就整死了。”魏皮匠老婆：“那天诉苦大会，你怎么没有去诉诉苦啊？”
老田大婶：“那两个死了，咱不说那些了。说说这位吧。”赵大娘：“还是命中注定，有缘千里来相会，一点不假。孩子爹死了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早晨。雪还没有化。出门上外头，看见房山头烟筒根底下有一堆黑东西。走近一看，是一个人卷曲着卧在那儿。吓得我跑回屋里，半天没敢出屋。大儿子问我怎么啦，我说烟筒根底下趴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