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时候看到了斩获，你就不会这么愁眉苦脸了。”唐焕伸出了手，“先把英镑的报表给我看看。”
方圆超级计算机崛起后，唐焕的金融模型也随之有了用武之地。其就像个人电脑上运行的电子表格软件一样，统计和分析数据，甚至还能更进一步地通过改变环境变量，更换不同输入项，来预测输出结果。
“英国的骄傲和纠结，在英镑上体现得活灵活现、淋漓尽致，”孟静正正经经地发表了一句看法。
“小丫头说的不错，等着领奖励吧。”唐焕称赞完后，放下资料，又轻飘飘地吩咐了一句，“这张报表，每半个月交给我一份，不论那时候我在任何地方。”
“遵命。”孟静调皮地举手敬了一个礼。
……
首富先生在投机方式上一向讲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盖因无形之手用得爽快不假，但也极易招来反噬。
就在这个为下一阶段布局的岁末年初期间，唐焕不经意间发现，似乎能够影响到美国大选的那只无形之手，有所动作了。
圣诞节前夕，华纳发行了一部由两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奥利弗·斯通执导的电影——《刺杀肯尼迪》，其改编自吉姆·加里森的小说《跟踪刺杀》和吉姆·马斯的小说《困境：杀死肯尼迪之密谋》，描写了新奥尔良检察官吉姆·加里森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始末，以及后来发现的事实。
奥利弗·斯通这几年佳作不断，《野战排》、《华尔街》、《生于七月四日》这些电影可谓名利双收，于是华纳非常信任地投给他4000万美元；反过来，奥利弗·斯通为了让这笔投资看起来物有所值，请了《与狼共舞》的导演兼主演凯文·科斯特纳，来扮演主角——新奥尔良检察官吉姆·加里森。
可以想象，把《刺杀肯尼迪》这样一个敏感的题材搬上大屏幕，没有那么容易。
从剧本的第一稿出来后，《刺杀肯尼迪》便遭到了《华盛顿邮报》国家安全通讯记者乔治·拉德纳的严厉抨击，自此卷入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中。
当《刺杀肯尼迪》上映之后，众多美国主要报社都撰写社论，以严厉的措辞批评奥利弗·斯通亵渎历史、不尊重史实，以及他对时任副总统、后来继任为总统的林登·约翰逊，也参与刺杀约翰·肯尼迪这一阴谋的指控。
比如，《纽约时报》的伯纳德·文罗唱衰道——如果华纳能让《刺杀肯尼迪》走远，那就是好莱坞的奇迹；他还在文章中呼吁华纳做自我检讨。
再如，该报的文森特·坎比，通过针对这部电影本身所写的一篇评论，批评道：“奥利弗·斯通对影片制作采用的风格非常随便，很多很短的，频繁的，不知所云的，一个接着一个的镜头，夹杂着背景音乐、噪音，对话，还有更多的噪音，更多的对话，像夹心饼一样。”
甚至还有媒体直接发文“抵制奥利弗·斯通编造的事实”，来攻击《刺杀肯尼迪》。
当然了，也有媒体人赞赏《刺杀肯尼迪》，比如《华盛顿杂志》的一名资深电影评论家——派特·多维尔，但在提交评论时，被主编约翰·里姆伯特驳回了，理由是不想看到对该影片正面的评论，他和其他杂志的编辑都一致认为这部影片是荒谬的；为此，派特·多维尔当即辞去了职务。
与此相比，声望更高的罗杰·利伯特，就能发出声音了。他在《芝加哥太阳报》中对《刺杀肯尼迪》表示了赞赏，“这部电影的成就，不在于它解答了肯尼迪遇刺的秘密，而在于它正试图唤醒自1963年之后，在人们心中渐渐逝去的民族精神。”
做为导演，奥利弗·斯通个人自然是压力巨大，甚至在接受电视采访后，收到了死亡恐吓信。
梳理一下对《刺杀肯尼迪》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对新奥尔良检察官吉姆·加里森的描述是否准确，以及在改编的历史资料片中，加入了被人为混合的片段。
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奥利弗·斯通写了一本长达593页的书——《刺杀肯尼迪–关于这括了剧本的全部注释，另外还有97条来自支持和批评者的评论，以及340条研究记录。
在这种铺天盖地的争议声中，华纳对《刺杀肯尼迪》支持，可以形容为“力挺”，仅表示——由于电影时间过长，长达三个小时，上映场数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冷眼旁观的首富先生，在听取部下工作汇报的时候，顺便打听了一下相关的详细消息——华纳为《刺杀肯尼迪》的营销，投进去了1500万美元；而这部电影在上映的第一周，和《美女与野兽》并列排在了全美票房的第五位，直到1992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也有了实际突破，缓缓上涨的全球票房达到了5000万美元，同时正面评论呈上升趋势，甚至还获得了8项奥斯卡奖提名。
在唐焕看来，暂且不论肯尼迪遇刺事件里有多少阴谋，就电影本身而言，奥利弗·斯通的导演功力是不容置疑的，将如此千头万绪的历史事件搬上大屏幕，光下死功夫还不够，要不然，也不能吸引观众在电影院里坐那么长的时间。
不过，话说回来，奥利弗·斯通再有才华，没有资金支持，电影不可能拍出来；没有能量更大的无形之手托举，电影刚上映就肯定被口水淹死了。
正如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格尔八乔夫宣布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