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她简要地把事情叙述了一遍，还不忘夸赞了几句夏小洛为何诗韵出头。
何京生脸色越听越阴沉，简直可以拧出水来。
他眼中的仇恨如同一道闪电一样一闪而过，但是旋即消失。
夏小洛不禁有点敬佩这位位于洛水县权利榜上第二位的人物的涵养功夫。
以他的身份，自己主动装低调可以，但是心里也容不得任何人太岁爷头上动土吧。
苏轼在《留侯论》中这样赞叹张良：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张良青年时，面对秦王暴政，曾求力士以铁椎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这是“不忍忿之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
而后来受兵书于黄石老人，并数经老人“倨傲鲜腆而深折之”，使张良“忍小忿而就大谋”，终于思想上成熟起来，完成了击败项羽的大业，这方可谓之“大勇者”。
由此可见，大勇者的风度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正是由于志向高远，方能临事不惊，虽于生死之间，仍能慷慨从容，举重若轻，镇静自若。
夏小洛早就听说，坊间盛传“东院”、“西院”不和，东院者县政府大院也，西院者县委大院也。
大风起于清平之末，很多最后巨大的裂痕都是当初一些小芥蒂撑开的。
在整个洛水县广大干部对两位领导的评价泾渭分明。
何京生修养高，讲正气，政治抱负甚为远大，铁了心要往上爬，想干出一番大事业。
而卢军超年龄要大一些，五十岁了，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大背景下，他已经很难有再跳一级的机会。
在光鲜的外表下，他的内心是焦躁与彷徨，因此他在牢牢把持着洛水县权力榜的同时，一种末日狂欢般的感觉，他对一切都是贪婪的，女人、金钱、甚至是食物和酒。
但是卢军超并不是不做事，相反的，他很在意洛水县的经济发展和公共建设。
人性就是这么复杂。
两个性格有点相似，都是一方霸主的角色，但是却分配到同一个县城，担任一二把手，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卢军超对何京生的压制是不言而喻的，洛水县两位领导者县委书记卢军超和县长何京生早貌合神离已经是坊间流传已久的秘密。
卢军超和董九星的关系更是不言自明的。
董九星所领导的所谓的亿元村董集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造假村，这个村也是卢军超树立的典型。
那时候华夏有几个村庄作为集体经济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了，以显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禹作敏所在的大邱庄，吴仁宝所在的华西村，王宏斌所在的南街村，成为华夏集体经济的代表。
卢军超的“最高目标”就是把董集树立称为一个标杆性的村办集体经济的样板；“最低目标”是把这里当成自己的行宫和后路，一些报不了的条子，可以到董集去报销，一些自己不好出面办的事情，自然由董九星出面。
当时，有记者采访到卢军超，说在他的辖区，怎么有如此巨大的造假村明目张胆地存在着，这可是严重的违法事件，他嘿嘿一笑道：“什么是法？我觉得现在让这些贫穷的村民过上好日子就是最大的法！”
这么义正言辞理直气壮的一句话竟然让本来名声不怎样的他博得了一些好名声。
他还有个“卢氏理论”，他说，在商品经济初期阶段，农民一穷二白，没有技术、资金、设备、技术，只能用造假等违法方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等到原始资本积累完成后，自然会走上合法经营的道路。
这个“卢氏理论”流传甚广。
作为一个县的最高长官，却坚持一个这样一个“造假有理”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在当时却代表了一大批基层官员的真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