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有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袁国孝。可是，救护车上的人告诉我说，军分区已经在托里县修好了烈士陵园，其中有个坟墓就是袁国孝的。因为苏联人把我方牺牲的人的遗体都带走了，后来又送了回来。但因为气温很高，遗体腐烂，所以，很难辨认。后来听苏方说有个姓李的还活着，所以，人们以为是李国桢。为此，军分区首长很快让人把那块写着袁国孝的墓碑，改为李国桢。
在回国的路上，从巴克图到塔城只有8公里，可是在这8公里的一路两边，成千上万的人排着队，打着彩旗，拉着横幅，喊着口号在热烈欢迎着我的回国。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卫生所，卫生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塔城军分区的首长都到场来迎接我，战友们都抢着跟我握手。这让我真地感觉自己就是个英雄，象孙玉国一样的大英雄。我激动地不停地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军分区卫生所也为我把疗伤的病房安排好了。这是一个单间，屋里挺大，有两张床，还有卫生间。房间的周围非常地幽静，还种了一些花。食堂的饭菜是专门为病号单独做的小灶。而且，给我进行体检的医生也是从新疆军区专门派来了。这是塔城军分区卫生所给最高级首长的待遇。
第二天，刚吃过午饭，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国贤来病房看望我，这太让我受宠若惊了。因为我知道他是三五九旅第后一任旅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军代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能得到他的关怀和看望简直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
徐副司令员要我汇报一下在苏联的情况。虽然他的态度很亲切，话语也很和蔼，可是，因为有一名叫刘东升的《解放军报》记者在旁边做着记录，所以，就让我感到非常地紧张。因为我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他记录下来。但是，我敢保证我在被俘期间绝未做过任何有辱人格和国格的行为，所以，我就把我在苏联期间的种种表现一五一十地向副司令员说了一遍。
可是，副司令员好象对我说的话并不相信，他一边细心地听，一边不住地问着我各种各样的问题。
‘苏联人在讯问时都问了你哪些问题？’
‘他们为什么没有对你进行严讯逼供？’
‘他们怎么会这样轻易地放过你？’
这些话应该去问苏联人，可他却要我来回答。我又不能不回答，可我说了他又不相信。我有些急了，就把躺在床上的身子掷了起来，对他做着极力说明。可副司令员马上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身子，让我躺下，让我慢慢地说。
‘他们没向你问到国家的军事机密？’
‘你都向记者们说了哪些话？’
‘那个翻译平时跟你都聊了哪些事？你对他都说了哪些话？’
为了让他相信，几乎每句话我都要说上两三遍。因为我身体还非常虚弱，说的话多了，就感到头昏。副司令员再次用手轻拍着我，让我躺下来，不到动弹。
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可副司令员还在引导着我，说，‘你在苏联呆了那长时间，肯定经历了许多事情，你都慢慢细细地说说。’
‘你再想想，看还有什么事没有说到。’
‘你是个诚实的军人，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党会相信你，人民会相信你。’
我知道他是想打探我是不是有变节行为和失职行为，可是，我不能把我没有做过的事编上一段说给你听。我感觉副司令员对我的审问，比苏军对我的审问还要细，还要严，还要让我感到心跳和难受。我实在没有话说了，于是，我就说，‘我爷爷很可怜，给地主扛长工，每天天不亮就下地给地主种地，可是，地主还不让吃饱饭。那天，我爷爷生病了，地主就不让他干了。’
副司令员马上纠正着我说，‘不要说你爷爷的事，还是说说你被俘时在苏联那边的事情。’
我就说，‘苏联那边的饭死难吃，土豆要煮着吃，洋葱里不放油，一点都没味，哪有咱们边防站里的饭好吃，那时，我就想能吃碗咱们边防站的捞面条该有多好。’
最后，徐副司令员自己都感到没话可问了。他沉默了好一会，然后，用非常严肃的口气对我说，‘你能保证你在被俘期间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军人形象的事，没说过任何有损于国格的话？’
我说，‘我可以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
副司令员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很好，年轻人，你辛苦了，受苦了，党和人民信任你。’说到这里，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非常亲切非常和蔼地同我握了握手，说，‘好好养伤，养好伤，继续为人发服务，为党工作。’我说，‘感谢首长的关心和爱护。’
等徐副司令员带着那个做记录的记者离开后，我感觉自己象是虚脱了一样，有气无力。这时，我才发现我身上全是汗，已经把被子都给湿透了。可以说，徐副司令员来看望我的这三个来小时，是我这一生中感觉最紧张、最苦闷和最无奈的时刻，也是我人生中最难过的一个关口。他的问话和风细雨，亲切温和，却是绵里藏针，句句刺痛着我的尊严与人格。
当时，我的感觉非常地不好，甚至感到非常地沮丧，非常地悲观。两天来所积聚的那种自